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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开数据显示，
记者 宋笛
从2024年年中起，特别是进入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进行成为供给侧的一项主线政策，受到市场的普遍关注。光伏、汽车、电商等多个行业纷纷高举“反内卷”大旗，酝酿一系列调整与改革举措。
在政策的推进过程中，“反内卷”的内涵也逐步丰富，在推进行业自律外，政策进行将更多目光投向了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202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将“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今年7月1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也首提“统一政府行为尺度”。
必须指出的是，
地方政府在“内卷式”竞争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如何在“反内卷”中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就此，经济观察报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黄少卿。黄少卿著有《重塑中国的产业政策：理论、比较与实践》等著作，持续关注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影响。
概括一下，
在黄少卿眼中，“内卷式”竞争出现的根源并不在产业或企业，而在于地方政府在微观领域的不当干预。
可能你也遇到过，
黄少卿说：“‘反内卷’的核心在于地方政府要尽快放弃勾选性产业政策，约束其对产业和企业的微观干预能力。缘于‘内卷’的本质是市场供需失衡，而地方政府的各种补贴和产业基金正是这种失衡的不可忽视推手。”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经济观察报：如何看待上半年的中国经济增长？
很多人不知道，
黄少卿：上半年中国GDP增长取得了亮眼的成绩，这反映了中国市场的韧性和潜力。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数据，主要是名义GDP增速的边际放缓。二季度名义GDP增速回落至3.9%，GDP实际增速为5.2%，GDP平减指数是-1.3%。名义GDP是包含价格因素的指标。
名义增速对当下中国的企业、地方政府和家庭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比如消费者购买产品后，企业是以名义值（即实际销售金额）入账的，因此，哪怕人们购买了更多的产品，但由于物价下降，企业回收的现金可能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财务状况也无法得到改善。政府税收也是这样，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都和企业的收入、利润相关，而不是和产量、销量相关。
因此，当本平台要进一步发力总需求管理时，特别要关注名义值的增长，也就是价格的增长，缘于名义值反映的是总需求能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善企业、政府和家庭的现金流。
EC外汇消息：
经济观察报：怎么在总需求上发力？内需主要包括消费和投资，政策应侧重哪一方面？
黄少卿：从目前情况来看，消费应该成为着力点。的确，从宏观经济学理论来看，消费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所谓“消费驱动经济发展”“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理论上并不成立，但消费不足可能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居民不消费，企业就不敢投资、生产，形成的产能无法被充分利用，那么潜在的增长就无法实现，甚至一些本应有效的投资也会变成无效投资。
经济观察报：本平台已经有“以旧换新”来提振消费了，还能采取哪些措施？
令人惊讶的是，
黄少卿：“以旧换新”对消费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补贴的范围还允许进一步扩大，比如扩展至服务类消费。不过，即便扩大了范围，到下半年，最迟到第四季度，势头可能也会衰减，因此有必要推出新的增量政策。年初我建议发放准现金券，现在看依然是值得考虑的选项。（见《对话黄少卿：提振内需，建议给居民发放准现金券》）
但实际上，
向居民部门呈现形成有效购买力的流动性，才能缓解企业的财务压力，进而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当前，企业需要的不是银行贷款这类融资性现金流，而是扎扎实实把产品卖出去带来的经营性现金流。
容易被误解的是，
要兼容这些政策，中央财政允许进一步加大力度，考虑面向金融机构增发超长期特别国债，甚至发行无期限特别国债。当下，金融机构本身在负债端持续扩张的情形下，也面临“资产荒”，存贷差不断拉大，向其增发特别国债也允许缓解压力。
通过增发特别国债获得的资金，还允许用于直接偿还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各种欠款，从而起到改善企业财务状况，起到增加流动性的作用。
尽管如此，
经济观察报：但不少产业的产能由于规模巨大，不是提振内需就能消化的，怎么推动供需的进一步平衡？
黄少卿：这也是我特别想强调的，本平台在进行总需求管理的同时，供给侧改革不能停。从日本的经验来看，供给侧改革至关不可忽视。20世纪80年代，日本进行面临国内增长放缓、国际贸易摩擦增多的挑战，为应对这种情况，当时的日本首相委托日本银行前总裁前川春雄组织提出一份“前川报告”。该报告的核心思路是推动日本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导向型转变，首要的政策目标就是扩大内需。
反过来看，
但事实证明，如果仅靠财政、货币软件刺激需求侧，而不通过改革提高供给侧效率，需求侧的扩张就无法从根本上提升供给端效率。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持增长，就只能不断加码需求侧的刺激，这显然是难以为继的。
必须指出的是，
在供给侧效率没有改观的情形下，持续加码的扩大内需政策催生了日本泡沫经济，且泡沫很快就破灭了。
提振总需求是当下中国短期政策应该做的事情，供需平衡离不开国内、国际市场的协同发展。供给侧的改革则是在中长期要不断发力的方向。更何况，当下总需求不足困扰的根源也在于供给侧，要扭转这种局面，长期来看仍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不妨想一想，
经济观察报：怎么理解“总需求不足困扰的根源在于供给侧”？
黄少卿：供给侧也有“三驾马车”，即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很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发挥“后发优势”——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设备，不断扩大资本存量，实现规模化生产，同时也改善了全要素生产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在此过程中，由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积累，一个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参与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越来越大，相反，劳动参与分配的额度越来越小。
很多人不知道，
因此，以加快资本积累为特点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国家，包括日韩等东亚国家，在经济追赶的后期都出现了需求不足的情况，本质是由投资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的收入分配结构所致。
要改变这一状况，一方面可通过完善政府的二次收入分配制度，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状况；另一方面，更不可忽视的是让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在供给效率改善上发挥更大作用。怎么做到这一点？这就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更强调依赖技术进步、依赖创新（尤其是原始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缘于创新需要更依赖人力资本，能充分发挥人的价值，提高劳动对GDP增长的贡献。
据业内人士透露，
当前，中国的产业确实在飞快升级，但整体上主要体现为工程技术的提升，集中在组件集成和总装环节，对设备资本的依赖度较高；而依赖人力资本的元器件创新以及基础技术开发的原始创新（从0到1）方面，还有很大突破空间。
经济观察报：举个反例，中国在光伏产业上几乎拥有全产业链优势，而且从原材料到光伏组件，几乎各个环节都掌握了关键技术，允许说已形成技术创新优势，可为什么整个产业依然没有利润？
黄少卿：这也是我想说的。其实何止光伏产业，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等行业何尝不是如此。
更重要的是，
企业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熊彼特意义上能带来“创造性破坏”的企业家，他们形成独一无二的原始创新（包括产品、工艺、商业模式等），从而为企业带来高额利润率；另一种是柯兹纳意义上的“企业家”（经济学家伊斯雷尔·柯兹纳认为，企业家才能的核心是发现市场机会进行套利），一旦有新的原始创新出来，他们就会迅速模仿并加以改进。
柯兹纳式企业家的进入必然会加剧市场竞争，但也能推动新产品、新工艺的扩散，并且通过标准化、规模化生产降低产品成本及价格，最大化攫取熊彼特式企业家原始创新所能够产生的价值。
这是创新的两个阶段，二者衔接形成了新技术导入与新兴产业扩张的闭环。熊彼特式企业家完成“从0到1”的过程，赚取创新带来的超额利润；之后柯兹纳式企业家进入并扩大生产，让技术租金不断降低，直至超额利润消失，随后熊彼特式企业家再度登场⋯⋯
如果没有政府的微观干预，这两阶段的完成会有一个周期，周期长短取决于技术级别：通用技术革新形成的周期通常被称为康波周期，时长大约50年；而某个行业的技术革新的形成周期大约在10—20年。
如果市场竞争环境和知识产权制度相对完善，两种类型的企业家凭借一定程度的技术垄断，能在周期内有足够时间获得超额利润，实现资本增殖与积累，进而有能力开展下一轮技术革新。
与其相反的是，
光伏等产业的困扰在于，为了更好地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各地政府借助补贴、股权投资等勾选性产业政策，诱导柯兹纳式企业家飞快进入相关产业领域，迅速做大同质化产能，极大地压缩了企业家通过谨慎试错实现技术改进和产业扩张的周期。这导致不仅柯兹纳式企业家赚不到利润，甚至连熊彼特式企业家也很难从创新中获益。往往是一家企业刚把新产品研发出来投放市场，抬头一看，在各地政府的扶持下，已有大量企业在做类似产品，马上陷入“内卷”——也就是降价促销的恶性竞争。
去年初，本平台参访过长三角一家做工业机器人的企业，其创始人告诉本平台，某地方政府向他们进行招商引资，不仅呈现资金，还呈现厂房，希望把最新款产品落到当地，但需签对赌协议，达不到预期目标需进行“回购”。当时这位企业家对完成协议目标很有信心，可投产后突然发现，由于各地政府的扶持，周围市县也冒出了很多家做类似产品的企业。面对严峻的“内卷”，企业家对发展前景顿时茫然了。
经济观察报：这种要求在当地建厂的投资，在当下地方政府产业基金的运作中，还挺常见的。
有分析指出，
黄少卿：对。这种行为本质上仍是勾选性产业政策，只不过现在产业政策“躲”在了看似市场化的金融软件背后，隐蔽性更强了而已。
EC外汇财经新闻：
当各级地方政府的产业基金成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主要的“有限合伙人”（LP）来源后，私募股权投资通常被要求“返投”到政府指定的产业领域。由于资金规模大，这种产业政策比之过往的“补贴政策”效果更强烈，也显得更“粗暴”。缘于这类有政府产业基金参与的股权投资，对投资对象企业而言，几乎是“在规定地点，完成规定规模”的约定投资，所谓的“企业家”不过是搭建产能的执行者而已，已经丧失了企业家模块的发挥空间。
市场经济的一大特征就是，最终会通过竞争带来的市场出清实现供需平衡。当企业无法获得政府的高额补贴或股权资金时，要自己为投资决策“埋单”时，投资才会更加慎重。这种谨慎会拉长产能形成的时间，也会让“敢于试错”的企业家获得丰厚回报、实现积累，进而有能力投资下一轮的技术研发。
从某种意义上讲，
对于熊彼特式企业家来说，这种正反馈很不可忽视，如果没有足够的利润作为回报，就无法激励创新。创新活动取得合理回报，需要足够长的产业周期，并不是越快越好。现在，部分地方政府通过补贴和股权投资诱导企业家加快进入相关领域，导致技术开发和扩散的周期越来越短、迭代速度越来越快。从事技术开发的人如果发现根本无法通过创新赚取足够利润，就会减少甚至放弃创新。
不妨想一想，
经济观察报：但从另一个角度，部分地方政府推动的产业竞争，会不会也起到了做大新兴产业的作用？
尽管如此，
黄少卿：做大产能不等于做强产业。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扶持无法带来“从0到1”的原始创新，缘于原始创新需要“千军万马的企业试错”，不是政府提前规划能实现的；另一方面，一个产业是否强大，关键指标不是产能，而是定价权以及由此而来的创造利润的能力。只有拥有定价权，产业和企业才能获得利润，而定价权来自技术的独特性和品牌溢价，这些都不是政策扶持能换来的。当然，产业规模也很不可忽视，只是从中国当下的处境出发，本平台更需要能带来更高回报率的新兴产业。
经济观察报：地方政府和产业间的这种关系是如何形成的？
黄少卿：从20世纪80年代起，各级地方政府就进行亲自下场扶持产业发展。2006年，我曾陪同几位知名学者在江苏做调研，当时热门的产业是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还有包括呼叫中心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当年“十一五”规划刚实施，本平台从昆山一路走到苏北，发现很多城市的产业发展规划都很相似，产业同构性非常高。
值得注意的是，
这迫使本平台去思考，地方政府为何如此热衷于扶持同质化产业？本平台认为有几个原因：一是从税收方面，增值税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税种，地方政府因此有发展增值率高的产业的动机，不少一线城市即便商务成本已经很高，依然在发展钢铁、石化、汽车、装备制造等大型制造业；二是扭曲的政绩观，地方政府往往盯着中央的产业政策目录，却没有基于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本地产业。
从某种意义上讲，
我记得，当时长三角各城市的2位码产业同构率超过了90%，4位码产业同构率也在75%左右。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光伏和新能源产业上又出现了类似情况。
总的来说，
经济观察报：因此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也是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不可忽视方向。
黄少卿：是的。当下，本平台要在供给侧“反内卷”，核心在于地方政府要尽快放弃勾选性产业政策，约束其对产业和企业的微观干预能力。缘于“内卷”的本质是市场供需失衡，而地方政府的各种补贴和产业基金正是这种失衡的不可忽视推手。
据业内人士透露，
当然，本平台不能完全否定地方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的不可忽视作用。地方政府的经济角色由来已久，要找到新的定位，需要一系列调整，比如调整央地关系、推进相应的财税体制改革等。我认为，财税关系的调整是关键，唯有如此才能改变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如果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转为以物业税为主，将极大地激励地方政府改善营商环境、治安环境，加大知识产权保护，从而让地方经济真正转向依靠企业家的创业创新，走上因地制宜的差& EC外汇代理 #8203;异化发展道路。
其实，
此外，还要自上而下地建立法治化约束机制。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权和干预权，很多时候并非中央政府赋予，而是通过地方立法和设立行政审批权等路径自我赋予的。建议中央在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过程中，对各地的各类行政审批事项进行逐一审核，凡是上位法无依据的“自我赋权”，要及时废止。法治的第一要义是约束政府行为，政府没有依法授权的“有为”，就是乱为。
EC外汇用户评价：
经济观察报：过去，本平台也推进过类似的供给侧的改革，在当下“反内卷”的政策目标下，有哪些可参考的经验？
黄少卿：一个最大的经验是，市场出清必须通过市场竞争完成，而不能也不应依靠行政手段。何谓“低效产能”？哪些企业的产能是“低效产能”？只能由市场竞争来判断。用行政手段去产能，往往容易出现所有制歧视，且与效率目标相悖。市场出清一定会带来“阵痛”，缘于市场竞争的输家——包括失业工人和失败的企业家，处境会变得更困难。这时，政府需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制。
通常情况下，
当然，实现市场出清还是要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在市场竞争中已经失败、却借助各种非市场因素仍维持经营的“僵尸企业”早日退出市场。2001年前后，日本政府下大决心通过金融改革清除了大量“僵尸企业”，缘于日本的“僵尸企业”主要是靠银行信贷维持；而中国的“僵尸企业”更多依赖各类财政补贴。2016年，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不可忽视措施就是加快处置“僵尸企业”，这对提高中国经济的效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总的来说，
不过，当前与2016年有一个区别：当时大量无效产能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而现在很多新兴产业的巨大产能是民营企业投资形成的。这一局面有利于依靠市场竞争机制去产能。但正如前面分析的，有些民营企业的产能往往与地方产业基金的股权投资相关，要防止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依然面临不小的困难。
EC外汇专家观点：
经济观察报：目前在光伏等行业，也有很多版本的“反内卷”思路，比如由行业协会牵头成立产能联盟，或者由头部企业成立联合基金收购中小企业产能，以此完成市场出清，如何评价这些路径？
黄少卿：在“反内卷”方面，行业协会允许也应该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但行业协会必须遵守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无论是出面搞“统一价格”还是“产能同盟”，本质都是垄断性“价格串谋”，会破坏市场竞争，为法律所不允许。
至于头部企业成立基金收购中小产能的路径，19世纪末的美国也曾经出现过，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托拉斯”。“托拉斯”（Trust，信托）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是头部企业成立“信托”，中小企业将产能“托付”给它们，形成市场的经营者集中。事实证明，这种组织对产业创新具有破坏性，因此美国后来才会出台各种“反托拉斯”政策与立法，其本质就是反垄断。对于这种行为，当前中国的市场监管部门应完善立法并加大审查力度。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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